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其前身为中国人民公安部队）诞生50多年来实盘配资网站，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特别是党的几代领导人的亲切关怀领导下，走过了一条艰难的创业之路、曲折的发展之路和辉煌的胜利之路。
武警部队的历史沿革
新中国成立前夕，为了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和北平市纠察总队，担负警卫中央和维护北平市社会治安等任务。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据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50年4月决定，人民解放军实行整编，将陆军统编为国防军和公安部队。
1950年9月22日，经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公安部队领导机构成立，罗瑞卿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各大军区和铁道公安部队领导机构也陆续成立。1951年底，全国公安部队初步形成了正规公安部队、地方公安部队和边防公安武装的体制。其隶属关系为：正规公安部队归公安司令部统率，地方公安部队和边防公安武装由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领导。
公安部队的这种组织体制和领导体制，虽然便于执行公安保卫任务，但也存在着组织形式不统一、领导关系不顺畅、地方公安部队缺乏严格管理等弊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央军委决定，从1952年上半年起，将全国的内卫、边防和地方公安部队，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全部纳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序列，担负内卫和边防任务。随着国内治安和边境治安日趋稳定，建立社会主义警察制度的条件已初步具备。195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公安部队再次进行整编，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其各级领导机关、各师、市总队和院校的名称也均作相应改变。
1957年1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落实中共“八大”关于精简军队数量、提高部队质量的方针，部署全军的精简整编，决定撤销公安军军种及其领导机构。9月1日，原公安军领导机构改编为总参谋部警备部，仍负责对担负内卫、边防任务部队的业务指导，领导管理直属警备部的部队和院校。公安部队向地方公安部门的移交工作结束后，总参警备部随之撤销。
1959年1月10日，移交地方的公安部队统一改为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由军队编制序列改归国家公安部门领导。此后，这支部队的名称和组织领导体制又几经变更。1961年11月，鉴于其军事建设方面的问题日益突出，中共中央决定将其改由军事系统和公安机关双重领导，建制仍属公安机关。1963年2月，又恢复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番号，建制和领导仍按原规定不变。1966年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决定从7月1日起撤销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番号，其所属部队重新划归解放军陆军建制，归省军区系统领导。
进入80年代，随着兵役制武警、边防、消防民警队伍的发展壮大，加强对这支人数多、任务重、高度分散、专业性强的部队的管理和建设，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982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党组〈关于人民武装警察管理体制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精神，以人民解放军移交给公安部门的内卫部队及公安部原有的边防、消防民警为基础，组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新组建的武警部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的国家武装力量，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实行义务兵和志愿兵相结合的制度，执行解放军的条令、条例。
1995年3月，中央军委、国务院决定将武警部队的分级管理体制调整为统一领导与分级指挥相结合的体制，以有利于集中统一领导，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有利于地方党委、政府在处置突发事件的紧急情况下能够及时调动使用这支部队，有利于武警部队依法执行安全保卫任务。
圆满完成内卫任务
遵照中央军委1950年12月15日的命令，公安部队开始接受全国内卫任务。内卫部队警卫的范围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机关和中央所属的主要部、委、办；各省、中央直辖市的主要党政军领导机关、人民委员会的主要办公机关；各国使馆和重要外宾；全国性的重要会议、首都北京及各省、市的盛大集会；城市警备、治安纠察巡逻及其他的临时任务。在守护方面，主要负责守护机密的国防设施及飞机、坦克、火炮、军舰、鱼雷、雷达制造厂，规模巨大的炮弹装药厂，引信、火工、化工制造厂，规模巨大的修配厂，存放上述产品的仓库；守护规模巨大的有色金属联合工厂和个别重要化学工厂，国家极重要的战备物资储备仓库；10万千瓦以上及个别5万千瓦的火力、水力发电厂，重要的石油厂、库。同时，守护全国及国防通信的大型收发信台；中央直属大型广播电台，民航局单独使用的二等以上的机场；守护国防干线上的重要桥梁、隧道。
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社会秩序还不够稳定，暗藏的特务、散匪、反革命分子及地痞流氓对新生政权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严重扰乱社会治安。为了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公安部队在执勤中，捕获纵火、抢劫及其他犯罪分子数万人。公安部队还担负着看押囚犯的任务。在看押囚犯的过程中，干部战士高度警惕，吃苦耐劳，兢兢业业，一丝不苟，防止了犯人的暴乱、逃跑、自杀及其他破坏活动，较好地完成了看押囚犯的任务。据不完全统计，公安部队负责警卫中央和各级党政机关、各国使馆、外宾等住地数百处；守卫千余个重要的工厂、仓库、广播电台、机场、兵站基地和其他机密设施；守护全国铁路线上的重要桥梁、隧道近千座，还有其他一些警卫目标，基本没有发生事故，圆满完成了警卫任务。
参与平叛剿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时，新解放区尚未进行民主改革，封建势力还未来得及肃清。国民党军队溃逃台湾前夕，潜伏下大批间谍、特务、游勇散兵、土匪等反动组织和地下反动武装。据初步统计，当时全国约有大股土匪2000余股，残匪约20万人。那些潜伏特务，趁新生政权刚接管城市的时机，勾结土匪、流氓，组织游勇散兵，疯狂进行爆炸、抢劫、凶杀等反革命破坏活动。平息匪患，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各级政权，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是公安部队当时的一项重要任务。
1950年7月，驻防川西北的国民党七十二军军长傅秉勋的部队在靖化被我军打败后，所剩残兵败将潜逃至四川黑水地区，勾结该地区头人苏永和，秘密组织反动武装，煽动群众图谋暴乱。公安部队奉命清剿该股匪徒。根据中央和军委指示，参加此次剿匪任务的有西南公安部队共20余万人，另有少数空军部队配合。7月中旬，公安部队十六团和二十团担任东线的主攻任务，公安十八团的第三营和二十四团位于西线和北钱，担任堵击和维护交通运输任务。
根据黑水地区傅匪的兵力部署和地形，7月23日，公安部队东、西两翼主攻部队和北侧助攻部队从三个方向，以猛烈的炮火和迅猛的动作，向敌木疏和麻窝的指挥部发起攻击。7月24日，东、西两路主攻部队一举打垮了傅匪的指挥机构，挫败了敌人的锐气，俘、歼敌主力500余人，傅秉勋、苏永和带领残敌狼狈逃窜。为了全歼残敌，公安部队二十团的全体指战员不顾疲劳，连续作战，和西线部队紧密配合，将残匪团团围住，全歼残敌。
8月4日，匪首傅秉勋带残兵败将30余人，窜到寡骨以南地区，被公安部队二十四团发现，残匪被全部俘歼。黑水剿匪战斗中，公安部队指战员充分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公安十六团三连六班孤军与200多名敌人战斗了一天，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用刺刀、石头与敌拼杀，消灭了大量敌人，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1950年下半年，热河省公安部队消灭土匪70多股，毙俘1300多人。1950年8月和9月间，川西北的懋功、靖化地区先后被解放，潜伏在该地区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周迅予等反动分子，煽动当地群众，操纵当地土司，于1951年初发动了“靖懋暴乱”。为迅速平息暴乱，1951年3月中旬，川西行署公安部队抽调一个团，配合川西军区野战军一个团，到该地区进行平叛剿匪。经半个月连续战斗，歼匪1000余名，稳定了当地局势。
1953年春，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公安部队在川、甘、青边地带组织了规模较大的清剿土匪的战斗。按照中央军委部署，甘肃、青海两省的公安部队和西北军区，参加战斗的有3个步兵团、5个骑兵团，其中有1个公安团，担任围堵、截击土匪任务。西南军区抽调1个步兵营和2个骑兵团。3月28日，围歼马良股匪战役全面打响。西北公安部队在唐柯地区消灭马匪主力300多人。之后，经多方工作，争取了阿坝部落大头人大土官华尔功臣烈帮助剿匪，使其断绝了与马匪的关系。部队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于5月中旬集中兵力，围剿马匪，一举将其消灭。在剿匪作战中，公安部队采取了秘密侦察与搜捕缉拿相结合、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相结合的办法，实行牵线掏窝，在匪特经常出没的地方设伏侦察，诱匪钻网，收到了良好效果。此外，全国各地的公安部队还组织了相当数量的精干剿匪小组，对隐蔽分散、时隐时现的散匪进行了侦剿。据不完全统计，我公安部队在配合国防军剿灭了大股土匪之后，侦剿散匪近3万人，平息较大规模的反革命暴乱和少数民族地区武装叛乱340余起，捕歼反革命分子和武装叛乱分子近10万人，为维护社会治安，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
保卫祖国疆界
我国国境线全长约34500余公里，另有4200多个大小岛屿分布在沿海地带。一部分与蒙古、前苏联、越南、朝鲜接壤，一部分与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尼泊尔、锡金、阿富汗等国接壤。菲律宾、泰国、韩国、日本等国，虽不与我们直接毗邻，却与我国陆地相间或隔海相望。可是，近百年来，特别是清王朝晚期，由于清王朝政府的腐败，一味卖国求荣，丧权辱国；民国时期，由于军阀混战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疆界一度是“有边无防”，有些地区甚至是“无边无防”。新中国成立后，边防部队的任务是保卫国家边界不受侵犯，与侵略中国领土的敌人作斗争；与特务、间谍作斗争；与走私及其他非法越境分子作斗争；检查出入国境人员、交通运输工具及行李物品；保护边境地带和领海内的国家财富；维护边境地区治安；配合人民解放军巩固边疆；打击潜入或潜出的敌特；截断敌人的内外联系；粉碎敌特袭扰；保卫边疆安全。公安部队遵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于1949年11月15日组建成立了边防局和边防部队。公安边防部队成立后，即担负起我国2万余公里沿海和陆地边境线的守卫任务。
1952年7月，广东公安部队第二十九团，对葡萄牙军队对我澳门关闸口地区的武装挑衅给予了坚决回击。当时，葡军曾4次向公安边防部队开枪射击，3次有意越界，5次放警犬过界，对我进行挑衅。7月25日，葡军10人先后侵入中立区和越过我边境线。对此，我公安边防部队多次提出严正警告，葡军不仅不听警告，3名越境葡军反而用刺刀刺伤公安部队值勤巡逻人员。公安部队立即还击，而关闸口葡军即以冲锋枪向公安部队扫射。26日，葡军又以种种借口向我大举进犯。
为了保卫我国领土、主权不受侵犯，边防公安部队二十九团一连接到上级指示后，对葡军的武装挑衅给予了坚决英勇的回击，毙俘敌19名。
葡军遭公安部队打击后，被迫于7月30日向我要求和谈。我方在有理、有利、有节的条件下，为避免事态扩大，同意和谈，并向葡方提出向我赔偿、道歉及撤哨3个条件。葡方即予以答复，赔偿我人民币4亿多元（旧币），签送了道歉书，撤了哨。“关闸口事件”的顺利解决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
1953年7月16日，在美国的支持下，国民党台湾当局组织了1.2万余人的部队，配有21辆坦克，13艘舰艇，1个伞兵大队，由国民党十九军军长陆静澄指挥，从金门出发，分3路向我公安部队八十团守备的东山岛进犯。16日4时，敌主力第一梯队在湖尾至钢钵一线登陆。敌第二梯队随后跟进。同时，敌伞兵在我后方林张两侧小高地着陆。
16日5时，敌第一、第二两个大队在赤涂登陆。敌主力登陆后，为了切断东山岛与大陆的联系，夹击我军，首先组织了1个营的兵力向东山县城进攻。随后又以2个团的兵力，在坦克的掩护下，向我守备的南山、张塘方向进犯。我前沿部队首先与在湖尾登陆的数倍于我的敌军展开激战。由于敌众我寡，兵力悬殊太大，我公安部队在毙伤一部敌人后，即撤至张塘。在这里，我军凭借有利地形，阻敌2个小时，打退了敌人多次攻击，迫敌退回东沈一带。
17日上午，我增援部队到达东山岛后，即向敌发起全面进攻。经两昼夜激战，共歼敌近3400人，击伤敌舰1艘，击沉敌登陆舰3艘，击落敌机2架，残敌狼狈逃窜。在东山岛战斗中，公安部队八十团俘敌214名，歼敌838人，受到了中央军委的通令嘉奖。据不完全统计，边防公安部队在沿海和陆地边境线上，同来犯敌人进行了大小战斗1000余次，捕歼敌人3.65万余名，击落、击伤敌机4架，击伤、击沉和缴获敌船58艘；通过边境巡逻、侦察及出入国境检查，捕获各类非法越境分子9.68万余名、外逃及其他案犯2.25万余名，侦破和查获电台75部；协助公安机关和外事部门，处理了大量边境事务，维护了边境地区的社会秩序，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各种挑衅行为，捍卫了祖国的神圣领土主权。
围歼敌空降特务
国民党反动派趁新中国刚刚成立、社会治安还不够安定之机，在美国的支持下，一方面从陆地对我边境进行袭扰，另一方面向我国内地空降特务，开展破坏活动。为了及时捕歼美蒋空降特务，公安部队在从长白山到十万大山的广大地区，建立了100多个反敌空降部队哨所。
仅1951年9月间，国民党台湾当局先后在我境内的吉林、福建、云南、浙江、广东、甘肃、湖南、山东、江西、四川、河南、安徽等省及海南岛，空投特务40余次，约200多人。空投的这些特务大都和当地反动分子有着密切联系，他们化装成农民、商人和我政府工作人员或我军公安人员等，携带伪造的证件和电台、电话机以及手枪、匕首等凶器和爆炸物品，进行破坏活动。敌人空投特务的方式，多为单机空投或多组飞机连续空投，时间多在月夜。空降的特务着陆后即隐蔽起来，搜集我情报，发展地下反动组织，建立“游击根据地”，进行暗杀、爆炸等破坏活动。遵照毛泽东关于“对可能空降特务的山区，设武装便衣据点，专门对付敌空降特务，没事进行生产和学习，有事报信捉特务”的指示，军委公安部队司令部于1952年12月18日召开了各大军区公安部队司令员参加的会议，认真细致地研究了斗争策略和战备问题，及具体实施方案。经过认真周密的部署和安排，公安部队先后捕歼美蒋特务216名，缴获电台63部，长短枪300多支，以及其他一些军用物资，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从空中派遣特务对我进行破坏活动的阴谋。
公安部队赴朝作战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为了国家领土完整，保卫人民生活安定，公安部队同解放军一道，按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于1950年10月19日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公安部队，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者。
1950年10月，公安部队十八师1个团首批赴朝参战，配属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担负战地后方仓库、兵站的警戒、作战物资的押运、装卸等任务。
11月中旬，根据朝鲜战场的变化情况，公安部队对参战部队又做了一些调整，将公安十八师2个团担负守备沈阳的任务移交给公安一师，这2个团改为配属东北空军司令部，担负抗美援朝战地空军基地沈阳、辽阳、吉林、四平等机场、仓库的警戒任务。
1951年2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经过浴血奋战，把侵朝美军由鸭绿江边赶回了“三八”线以南。随着战线向南推进，兵站大量增多，补给线越来越长，加上美军飞机空中封锁和地面特务的破坏，战地后方秩序亟待恢复。在这种情况下，担任战地后方的防空、警戒、肃特、押运、收容等勤务的部队任务更加艰巨。
1951年2月间，公安部队十八师2个团奉命移交警卫机场、仓库的任务，先后入朝作战。随后，公安部队装甲团、高射机枪团、纠察团、抚顺公安总队1个营，也先后赴朝参战。
1951年秋，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英勇奋战，粉碎了美军局部进攻。敌人为了挽回败局，投入了大量的航空兵对志愿军实施“绞杀战”，妄图分割、切断志愿军前后方的联络和交通运输补给线。为了粉碎敌人的图谋，保障运输线畅通，在敌人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志愿军公安部队奉命组织了对空监视哨。公安部队的3个团担负了朝鲜战地西线和中线长达1750公里的对空监视任务，设置了824个防空监视哨，对保卫交通线做出重要贡献。
1952年12月，为了使各支公安部队都得到战斗锻炼，公安部队分别从其他师抽调团队组成赴朝公安部队，将在朝鲜参战的公安十八师、高射机枪团、纠察团替换回国。1953年2月10日，公安部队第六十四团调赴朝鲜，担负了守护铁路的任务。
赴朝参战的公安部队在朝鲜战场上，发扬了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机智灵活，英勇作战，共击伤击落敌机154架，捕获敌特分子347名，排除定时炸弹50余枚，冒着敌机扫射、轰炸，抢救伤员3800余名、汽车1120余辆及大量军用物资，修复桥梁1570余座、公路9750余米，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公重新组建的武警部队
武警部队重建之初，邓小平针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新形势，着眼国家长治久安，明确指出，武警部队要加强，真正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尖刀”和“拳头”，并亲自签发中央军委命令，抽调建制部队改编为武警。江泽民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多次到武警部队视察题词、参加重大活动、亲切接见官兵，并就加强武警部队建设做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强调“全面加强武警部队建设，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对武警部队的建设发展同样非常关心。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重要指示和殷切希望，为加强武警部队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精神动力，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官兵建设部队、履行使命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近年来，武警部队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从党和国家建设大局以及武警部队实际出发，确立了“举旗帜、抓龙头、打基础、保中心”的总体思路。同时，根据武警部队领导体制的双重性、执行任务的公安性、兵力部署的分散性、接触社会的广泛性等特点，紧紧围绕“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的根本要求，积极研究和探索新形势下部队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确保党对武警部队的绝对领导，确保部队建设的正确方向；坚持双重领导原则，发挥双重领导优势；坚持从严治警的方针，按照条令条例和各项规章制度严格管理部队；狠抓党委班子和基层“两项工程”建设，狠抓经常性工作的落实，狠抓以执勤和处置突发事件为中心的各项任务的完成。从而有效地推动部队的全面、整体建设，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不断迈出新的步伐，取得新的成就。
武警部队属于国务院编制序列，由国务院、中央军委双重领导，实行统一领导管理与分级管理相结合的体制。武警部队重建以来，自觉服从地方党委和政府领导，主动请示工作，虚心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广大官兵视人民为父母，把驻地当故乡，驻守一地，保一方平安，积极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被人民群众誉为幸福和安宁的“守护神”。积极支援和参加地方经济建设，从西藏羊卓雍湖电站、大亚湾核电站到长江三峡水利工程等数千项重点工程建设，都有武警官兵辛勤劳动的汗水。多年来，部队积极承担抗洪抢险、抗震救灾等急难险重任务，哪里险情最大、灾情最重，哪里就有武警部队。特别是在抗洪、抗震、森林防火灭火和抗击“非典”战斗中实盘配资网站，武警部队发挥了重要作用，向党和人民交出了合格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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